党的二十大进一步照亮了公益慈善事业的航线，以此为依托，一串串有温度、有力量的数字不断涌现，大批企业、企业家以捐赠行动践行企业责任——大额捐赠蔚然成风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2023年上半年，额度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大额捐赠（含承诺捐赠和物资捐赠）逾百亿元，而具体到可查的实际到账捐赠额则有“缩水”。

(资料图)

易善数据总裁陶泽在接受《》记者采访时指出，“受数据滞后和信息公开程度的影响，据易善数据统计，以当年到账捐赠额10万元以上的企业和企业家为数据采集样本，目前可查的大额捐赠实际到账总额至少40亿元。其中，排在前三档的分别有厦门盈趣科技（002925）股份有限公司、腾讯、心里程控股集团，另有若干企业捐赠额也达到2亿元、1亿元，并列第二、第三档。”

至少到账40亿元，主要流向高等教育和乡村振兴

在纵观上半年大额捐赠情况之前，首先需要明晰的是大额捐赠的额度界定和到账时限问题。

针对前者，陶泽指出，业界对大额捐赠的起步金额并无统一标准，各机构会根据自身需求进行界定，如媒体可能以传播性为考量，将1000万元作为基准，易善作为专业的第三方数据平台，单笔捐赠金额超过10万元的公开捐赠信息就将被纳入易善数据平台处理范围。究其本质是相同的，尤其当头部数据更为集中时，小微数据的偏差并不影响分析和结论。而后者，在数据处理时，若公开资料未特别指出“承诺捐赠”“分批捐赠”“认捐”等，一般默认当年到账，“同时决策的时间更重要。因此，使用上半年做出捐赠决策、下半年到账的捐赠案例，来分析上半年的捐赠情况依然适用。”

基于此，根据可查的当年已到账企业大额捐赠信息，今年上半年企业实际大额捐赠额至少40亿元。

陶泽指出，按当年到账捐赠金额排序，其中，4月13日，天津大学校友林松华率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厦门春水爱心基金会代表团荣归母校，捐赠3.13亿元人民币全面支持学校教育发展；4月27日，深圳大学捐赠平台上线启动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2亿元，心里程控股集团捐赠1亿元。上述三家企业的捐赠额也暂时位列前三档。

纵观上半年大额捐赠资金的流向，乡村振兴和高等教育成为两大突出领域。

事实上，绝大多数企业在捐赠时目标都较为明确，力争关照企业自身重点关注的公益领域的同时，积极响应国家重大发展战略。早在脱贫攻坚时期，就有大笔善款涌向农村，而自“乡村振兴”提出以来，无论是大额捐赠方还是受赠方都更愿意用其归纳善款用途。如5月23日，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内蒙古自治区光彩事业基金会，定向捐赠“鄂尔多斯牧区帮扶与乡村振兴专项资金”5000万元，用于支持乡村振兴；据百事公司6月25日消息，百事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龙嘉德在访华之际宣布捐赠5000万元，支持中国社会影响力项目，特别是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执行。

同时，乡村振兴领域的“捐赠热”还与上半年多地举办乡村振兴捐赠动员活动有关。记者从公开资料了解，如依托广东省2023年“6·30”助力乡村振兴活动，产生了多笔投向乡村振兴的大额捐赠，在广东省丰顺县，广州凯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广州凯源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、深圳凯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捐赠5000万元等。

“吸金”的高校则是大额捐赠的传统领域，即便是在整体社会慈善资源增速收窄的疫情时期，也是企业、企业家关注的重中之重。

除了上述列出的当年到账额前三的捐赠流向高校，还有更多大额捐赠博得喝彩。如5月16日，牧原股份（002714）发布公告称，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捐赠1亿元，用于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资助西湖大学或与之相关的公益教育、科研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等。

另外，校友捐赠更是高校获得社会大额捐赠的主要来源之一，如2月7日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校友易德伟、杜斌、王华标携手嘉必优生物技术（武汉）股份有限公司，向华中师范大学捐赠1200万元，用于支持学校事业发展和“双一流”建设。尤其依托校庆等大事件，企业和企业家对高等教育的关注与投入热情更盛。6月12日，新产业（300832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华中师范大学捐赠1亿元，用于支持学校人才引进培养、学科建设发展、国际交流合作等领域的发展，据悉，该企业董事长翁先定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79级本科校友、华中师范大学校友企业家协会名誉会长。

在乡村振兴和高等教育之外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，大家对环保领域的讨论和关注度并不低，但落到捐款时，其优先级仍排在教育、医疗健康、助困等之后，吸金力并不足。

陶泽指出，随着党的二十大对碳达峰碳中和等作出部署，企业参与环保的方式更加丰富，大额捐赠不是唯一选择或首选，越来越多的企业以ESG为抓手，将该理念融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，通过企业内部改造以求在“E（环境）”的维度有所作为。

需优化信息公开和专业引导

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40亿元只是‘冰山一角’。”

陶泽告诉记者，根据以往数据，我国企业（含企业家）每年大额捐赠到账额度在能达到700亿元以上，以此推算，半年的实际捐赠额应超过350亿元。通常来说，当年相对完整的年捐赠总额统计结果要在次年下半年才能得出，而目前受数据滞后和信息公开程度的影响，统计到的到账数据仅为40多亿元，这其中有“一喜一忧”。

“喜”的是，可以预想实际发生的企业大额捐赠远不止40亿元，预计只占到真实发生额的10%—15%。“忧”的是，我们不难得出公益捐赠的透明度问题仍有待提升这一结论，“如果企业捐赠的透明度有了整体提高，信息能够及时公开、及时更新，各捐赠方知道目前的善款流向，大家在做大额捐赠决策时也能更加科学，让宝贵的公益慈善资源得到更充分有效的利用。”

而根据企业大额捐赠的额度、流向领域、执行情况等关键“指标”，为了下半年及未来企业大额捐赠要想实现兼顾内外利益相关方、达到可持续的更优发展，陶泽认为，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和建议。

首先，企业和企业家参与捐赠的行为值得鼓励和肯定；其次，捐赠流向、善款的使用都涉及专业，尤其是大额捐赠某种程度上堪比投资，为了充分利用好大额善款、珍惜善心，不同议题、不同领域的专家应积极发声，分析不同议题的紧迫性、优先级及投入产出比，帮助企业做出更专业更科学的判断和决策，实现高效捐赠。例如，虽然高等教育是大额捐赠的“吸金石”，但不少研究结果都指出，长远来看，教育领域投入产出比最高的其实是儿童早期教育，“同样的钱捐到幼儿园比捐到大学带来的社会效益更高”。

此外，媒体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

例如，每逢发生灾害，企业大额捐赠便集中涌现，但做好灾情来临时的应对还不够，如何做好日常防范风险和应急准备，提升日常救灾能力更为重要——这一点已经成为行业共识——然而，少有企业对此进行大额捐赠，以及若把灾后大额捐赠款项的一部分用作日常救灾能力的建设，捐赠人也未必同意。再者，救灾领域的筹款有其自身特点，此前，方德瑞信负责人叶盈就指出，救灾领域的筹款有其自身特点，与舆论关注度挂钩，“舆论影响几乎是影响灾害筹款的决定性因素”，基于以上种种，媒体如何更好地向企业、公众普及相关捐赠知识、传播专家观点，如何在资金流向等方面发挥作用就成为不可忽视的关键。

“总之，我们期待更多专家、行家发挥影响力，帮助企业大额捐赠做出更科学的决策，也期待未来有更多多样化的投入参与进来，支持整个公益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健康发展。对于下半年企业大额捐赠的数据，我们也更有理由持乐观态度。”陶泽说道。